二次元禁闭

影片从一位戒网瘾学校幸存者的创伤记忆出发，将网络空间中的碎片与个人口述往事拼合为影像，暴露那些仍在暗处运作的制度痕迹。它所呈现的不只是个人经历的回声，更是社会以管控之名塑造身体与意志的黏稠机制。当记忆与废墟重叠，遗迹成为一种仍在发酵、纠缠、无法被抹去的力量。

1968 年 5 月 6 日，巴黎圣雅克街。吉尔·卡隆按下快门时，一名年轻人的身体停在投掷动作的边缘：肩、脊柱与手臂向后展开，石块朝向警察。一个极短的瞬间被压入照片；半个多世纪后，同一姿态被重新置入三维空间。模型通体包裹在反光的黑色紧身表面里，既近于人体模型，也近于某种拘束性的装束。原本只在制作界面中出现的控制器没有被隐藏：圆环、箭头与骨骼曲线穿过四肢，把动作拆成轴向、角度和参数。一个投掷者。一座纪念性的雕塑。一副等待输入指令的身体。是谁使这个姿态继续停留，又是谁令它再次运动？

影片从作者在不同国家生活所需要的行政文书切入，探讨官僚体制、文化背景和当代社会工业中身份的模糊与脆弱。官僚系统在一系列维系社会运作的机制中建构个体的系统身份；而在人工智能产业所许诺的未来到来以前，人的主体首先消失，更高效的全球化剥削已经发生。

一分钟里，恐龙从它曾经占据的银幕上被逐一移除。树林仍在摇晃，烟尘继续升起，人物望向画外；摄影机保留着追逐某个巨大身体的运动，画面中央却只剩压缩噪点、模糊的轮廓和一块无法填平的空白。与此同时，科学家依据霸王龙颅骨声学结构重建的声音被送回这些电影片段。它没有找到与之对应的身体，也无法贴合记忆中熟悉的吼叫。眼睛等待一个早已见过无数次的恐龙，耳朵却收到另一种证据。消失的究竟是恐龙，还是我们借由电影学会辨认它的方式？

“恐龙灭绝得越彻底，它们的统治范围就扩展得越广。”作品借卡尔维诺《恐龙》中的段落，触及消失之物如何继续进入人的思维、记忆与现实。

桌面上摆着剖开的果实、银质餐具和破裂的玻璃器皿。黑色汁液从果肉内部渗出，沿着盘沿缓慢凝固；表皮、种子、反光与不属于任何物体的纹理黏在一起。画面由人工智能生成，又在连续的复制、补帧和变形中失去轮廓。静物不再静止：腐烂像一种运算，错误的颜色继续成熟，残缺的器官彼此增殖。它们一度像食物，一度像图像的尸骸，也一度被端正地放上基座。“坏”没有固定形状，只留下黏度、气味的想象，以及一张仍在生成却已经开始腐败的图像。

影片从一部在中国大陆被审查的影片出发，讨论当代技术与社会背景下“看”与“被看”的关系，以及抵抗的可能性。审查透过机器的眼睛看着每一个人，影片继而分析审查机制得以运转的算法基础及其在社会中的应用。

一张不再记得的童年照片，引出了一个已经被拆除的老公寓和家人在二十世纪的个人经历。艺术家根据家人的描述和留存的照片，以三维软件重新搭建这间公寓；它并非任何一位家人记忆中的准确空间，而是个人叙述彼此矛盾时形成的一段历史投影。

公寓的商业模型上贴满了证明“我”身份的所有文件；当“我”走过它时，空间里回荡着关于私人信息的噩梦。

监控摄像头对准显示器，显示器呈现一系列在传输时间间隔中跳跃的抽象图像。

当艺术家在苹果地图中搜索“斯特拉斯堡”时，得到的是一个点而不是一片区域，于是他把这个点标记在城市里。

艺术家要求法国室友为他唱中国国歌，作为交换，他为室友做了一个月的饭。

艺术家删除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全部文字，只留下标点符号，并根据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官方语言制作不同语言版本。标点作为理解和传播文本的重要工具，与面向大众的“宣言”体裁形成另一种同质关系。

艺术家在法国的一座教堂里，向神像诉说中国男性的平均身体数据。

毛泽东是湘潭人，一生使用湘潭话。艺术家选择其 1937 年的文章《反对自由主义》，分别以普通话、法语、湘潭话和一种重新创造的语言朗读并录制。